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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在我国法律中已有体现,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很多的不足,本文将在分析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并从完善相应的司法解释、“毒树之果”的排除范围、对非法取证人员的处罚制度、强化监督机制四个方面来加以探讨如何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关键词非法证据规则;排除;完善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含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式获取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所采纳。①按照美国学者施乐辛格的解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法律实施官员(警察)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被排除或者导致证据不可采的证据规则。关于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历来是困扰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争议问题,这主是因为刑事诉讼有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的作用,而如何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则是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但是从近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与世界各国在政治领域的民主进程相适应,在司法领域,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也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而日渐成为一种优位价值理念,所以世界各国在立法方面从有利于人权保护的方面出发,都在一定的范围内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在新刑诉法中也做出了相关的规定,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思想和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法制观念的影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并不能令人满意,甚至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所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 
  我国宪法中对非法取证的行为一直是持否定的态度,并且在宪法条文中都有体现。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些规定从宪法的高度规定了公民的权利,是我国在保障人权方面所采取的积极措施。与宪法相适应,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更在证据一章引入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对排除程序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过于笼统,并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到九十八条都对证据如何取得做出了确切的规定,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规定不仅在内容方面很是粗略,并且对非法取证行为的性质和其所带来的后果也采取了一种回避态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第一百六十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从上面的规定可以看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已经初步确立,并且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使用时间来看已经包括了刑事诉讼中的每个阶段。但从其适用范围来看仍然存在范围较窄的问题,其重点还是以言辞证据为主。 
  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存在的问题 
  (一)首先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非法取证方法的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一些具体内容规定很含糊,从而缺乏实际操作性。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威胁等非法手段的含义是什么?对于引诱、欺骗等行为所取得的证言和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国家所广泛采用的侦查技术如何进行划分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欺骗的讯问方式不仅广泛存在,甚至在讯问教学中被做为一种重的侦查手段而进行使用。而这种方式在侦查教学中被称为谋略或者技巧,可以十分有效的利用被审讯人的弱点而获得所需的证据。简单的禁止式的规定由于和司法实践存在巨大的鸿沟,所以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实施。对于这些存在的问题,不论是法学界还是司法界都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刑事诉讼法中也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解答,这迟早会变成刑事法官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二)在我国侦查机关的取证方式基本上以赋权式为主,特别是那些剥夺和限制公民权利的强制性措施或者是强制性的调查行为,不仅仅缺少必的程序条件予以限制,而且缺乏外部机关的监督和审查,许多取证程序已经成为了侦查机关自我授权和实施的行为。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中规定,“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该条规定从表面上看很是客观,但实际上主观性却很强,因为我国的搜查证是由公安机关负责人签发,这样就使得公安机关免受外部机关的制衡,可以自行决定搜查的范围。 
  (三)没有确立“毒树之果”规则,对于那种由非法证据所派生出来的证据没有作出排除性的规定②。毒树之果规则是指排除对象的范围不仅局限于非法搜查或扣押得来的证据,而且扩及任何直接或间接产生于非法搜查行为的其他证据。非法取得的证据实际上不应该用来获取其它的证据,因为最初非法获取的证据已经腐蚀、污染了所有随后获取的其他证据③。而此次《刑事诉讼法》并未对此作相关的规定。
  四、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一)完善相应的司法解释 
  在法律存在着漏洞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具有填补漏洞的作用。实际上,由于法律规则乃是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归纳、总结而作出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人们对规则的含义常常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而每一个法官在将抽象的规则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时候,都对法律规则的内涵及适用的范围根据自身的理解作出判断,而此种判断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法律的解释。更何况成文法本身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漏洞,因此,法律解释对任何法律的适用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司法过程中,更需对法律规范作出明确的解释,从而正确地适用法律和公正地裁判案件。此次《刑事诉讼法》中很多相关的法条,都需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例如第五十条中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中的“其他非法方法”,就应该做出相应的司法解释。目前现行的司法解释由于过于笼统、意义不明,令法官在裁量时缺乏明确的标准。特别是对于那些经常发生但又和刑讯逼供不太相同的隐性暴力行为,例如制造反体质待遇(主指对胃病、痛风、腰间盘突出患者创造加重病情环境、饮用盐水)、高温和冷冻等。这些暴力行为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刑讯逼供,因为他们并不会造成被讯问人物理性的创伤,难以从表面加以界定,但它同样会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肉体和精神造成极大的压力。所以在制定司法解释的过程中,应该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包含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和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非法取证方法,加以详细的列举。对于通过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应该根据情况而进行界定,如果其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则可以予以采纳,否则则应该予以自动排除。其中就欺骗而言,分为合法欺骗与非法欺骗的区别。笔者认为合法欺骗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善意的欺骗,它是一种审讯的技巧,是办案人员审讯能力的一种体现。侦查人员应用审讯技巧进行取证,并没强迫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自证其罪的行为,也没有侵犯其自由和财产等宪法或刑事诉讼法所保护的最基本和最重的权利,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体现的保障人权、正当程序和抑制违法等目的并不抵触。因此,不应该予以排除。对于其他非法手段进行的欺骗则应该予以排除,法官在进行辨别的时候主考虑是否侵犯了嫌疑人的基本权利,该种做法是否违反人们的一般认知。而对于引诱更应区别对待。与威胁和欺骗相比,引诱对被取证人的意志自由的侵犯程度更低,并且也不会损害被取证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应该明确其合理性的地位。并且对于我国现行的录音录像制度也需做出详细的司法解释,录音、录像制度不仅应该记录其全过程,还应同步和不间断的进行录制。在录音录像完毕以后应该有被询问人的签名,以确定其合法效力,如被询问人不签名,应该说明理由,以供法庭调查时使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有很多不清楚明确的地方,这都需我们后续的改进和完善。 
  (二)“毒树之果”的排除范围 
  关于是否排除“毒树之果”在许多国家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基于我国现阶段刑事程序的结构及设置,如果对于‘毒树之果’一概采纳,显然会极大地损害程序的正当性,导致有效证明与正当程序的严重失衡,最终也会影响有效证明(例如根据错误的口供去找寻的“证据”,事实上也没有证明案件真相)。因此,有必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法则中确立‘毒树之果’的排除。”④笔者认为,如果对于“毒树之果”不加区分的予以自动排除,在目前侦查人员素质低下、侦查技术水平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的局面下,难以在短期内予以改变,这样必然会导致大量的案件因为证据不足而没有办法进行定案,其所造成的结果很可能会超出社会和人们所能承受的心理范围,从而引起人民群众对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条款的怀疑,引发社会动荡,破坏和谐社会建设的大局。当然,为了维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障人权的作用,对于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也不能过分的予以迁就,对“毒树之果”不能一概不予排除。对于那些对人身权利受到最为严重的侵害方式,也就是以刑讯逼供和暴力等方式所取得的言辞证据为线索,进一步发现的其他证据就应予以排除。 
  (三)完善对非法取证人员的处罚制度 
  对于那些进行非法取证人员的处罚措施,我国刑法中只对那些极其严重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和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了规定,但对于那些虽然有违法行为,但是情节较轻并且危害程度不大的行为,法律中并没有相关的规定。而对于上述那些违法行为,并不表明其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其本身必须承担所产生的相应行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对非法取证人员予以约束,使其不敢对公民的合法权益进行侵犯,让其明白如果进行侵犯所会带来的法律后果。 
  (四)强化监督机制 
  没有制约的权利很容易被滥用,司法权也不例外,为了尽量减少非法证据的产生,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很有必的。特别是我国现行的搜查制度,公安机关可以给予自己的意愿进行搜查,这就会造成搜查权的滥用,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下,是否可以把搜查权的授予给予检察院或者法院,只有犯罪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能对公民进行搜查,借以防止公安机关搜查权的滥用。 
  注释 
  ①卞建林.证据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11. 
  ②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模式J.中国法学,21(6). 
  ③RolandoV,del Carme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Practice,Wadswonh Publishing Company Belmont,California.pp.6-61. 
  ④陈少林.有效证明与正当程序的内在矛盾及其解决J.法学评论,24(3).